康德所说的想象力中。
自由的游戏，没有这个游戏，就没有蒙太奇也没有意识。因为一个不自由的“意识”会是什么？如果不能自由地说“我”，针对其他任何的“我”，针对“我们”和“大家”，“意识”又会是什么反对，完全反对，萨卡·圭特瑞①如是说。
于是有人会说，歌曲表达的无非就是灵魂和意识的普通状态，并且歌曲总是同往常一样，最终提出自由和意志的可能性问题，想象和行动的游戏问题，出发点将是预制的和被动接受的人为性，这个人为性是比任何其他可能性都更加古老的一个他律。这么说不无道理，如果我们这么理解的话：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普通却仍然独特的事物，即我们的普通物，但最终它会非常普通(extra-ordinaire)，是工业时间客体的时代的普通。这种客体前来侵袭我们的耳朵和眼睛，弄得我们不知道该思考什么，思考我们是谁——如果我们还存在的话。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预制条件的问题。预制条件已经发生演变，使得我们难以在此生存，在这个我们“需要存在”的已经在此中生存：某些歌曲很好地表达的正是我们生存之痛的已经在此，这些歌曲就某些方面而言，是我们被动地接受的，既是苦恼的原因，也是苦恼的表达，如果不能治愈，至少提供缓解的可能性。
缓解某个糟糕变易（devenir-mauvais）施加给我们的诸多考验。
我们很诧异地发现，在电影放映过程中，我们熟悉那么多的歌曲，还有那么多我们以外的人也熟悉这些歌曲：例如阿兰·雷乃也知道很多的歌曲，他所感兴趣的歌曲，我们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对它们感兴趣；我们很惊讶地发现，我们终于也对这些歌曲产生兴趣，也许它们带给我们的感动一直远远多于我们的想象，总之它们与我们的意识在相互交织，与它们过去的流动交织，借助着最隐秘和最密切的方式。而最终我们喜爱它们，或许我们已经喜爱上它们了，只是我们还未察觉，我们还不敢承认，有些局促不安（在电影开始的时候，我心想我特别喜欢黛莉达和阿兰·德龙的《花言巧语》；可到最后我发觉，我喜欢所有这些歌曲，而我曾经认为它们中的大部分都非常可笑)。
一旦这些歌曲突然出现在这个如此巧妙地构筑起来并为之服务的语境中，一旦它们以近乎奇迹般的方式出现时，这些我们认为陈旧的老调，面对变得如此毫无信仰和疲惫不堪的我们，却显示出确定无疑和必不可少的诗意力量。
我们与歌曲的旋律结合，我们听着最深处的歌词，听着最深处的喜悦。
祈祷：“愿我的喜悦永在。”
①“我反对女人——完全反对。”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048
似乎缺乏的是我们或如何从阿兰·雷乃的《法国香颂》中寻找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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