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20世纪是独特的，甚至是奇怪的，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我认为，尤其是并且首先是在这个角度表现得独特，即人们认为音乐始于耳朵，也就是说始于收听。②因为当新音乐的早期作品谱成时，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收听—借助音乐时间客体的模拟录制已经成为可能的新收听，它也成为本世纪的耳朵所发生的一次深刻转变首先就包括音乐家自身的变化，我们将永远无法足够地估量真正闻所未闻的新作（我们将永远无法估量它，我们一直在经历可复制的时间客体——就像一位重获光明的失明者，我们绝不会只看一次；因为即使是重获光明的失明者，或者恢复听力的失聪者，在能够看见和听见之前，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也远比在他们只能听见或只能看见时所遭受的痛苦要更多和更早)。
模拟录制，它既可以录制音乐也能录制电影，录制音乐和电影是文化工业最早生产出来的两个客体①——它们在《法国香颂》中相遇交织，还有与它们交织的观众和听众的意识。
阿兰·雷乃的这部电影，就在1996年这次讲座过后不久上映，它给我留下一种极端的印象。这部电影既重新提出并加强了我关于录制音乐和它制造的听众所展开的问题也加强了我在电影领域针对费里尼的《访谈录》进行的探索。②
录制音乐和摄影电影既是时间客体又是大众产品，它们由文化工业制作，与意识一样流动顺畅，通过广播和电视的延伸，立足于其工业时间性的大众性，它们会改变这种意识的时间性，即总体的意识，总体的意识仅仅是时间性，是一个贯穿的过程，而非稳固的结构这个过程及其流动性，反过来会包含一些自行元稳定（se métastabilisent）的形式，也就是自行元结构（se méta-structurent)状态，如同水流中的漩涡，一切都将包括在内]。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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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演奏音乐和参加音乐表演(情况相反)要比今天更加普遍。
② 我曾有好几次阐述过这一观点，特别是在同鲁道夫·伯格（RodolpheBurger)的对话中，发表于《普遍文学杂志》第2期，POL，1996年（从他的文章《筋斗》开始，《普遍文学杂志》，第1期，1995年）和《不和之音》，第1期，法国声学音乐协调研究所/布古瓦出版社，1986年。根据同样的观点，彼得·森迪(Peter Szendy)出版了一本佳作《收听》，子夜出版社，2000年。此前他曾经在法国声学音乐协调研究所就这一主题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会议名称就叫“收听”，论文集由阿尔马丹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 5A
①参见若埃尔·法奇(Joelle Farchy)，《文化例外的终结?》，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1999年。这也是因为我觉得，在20世纪得到普及的模拟可复制性，不仅影响了音乐的收听，还影响了音乐的创造。在电子音乐研究中心的讲座前十年，我在法国声学音乐协调研究所时就支持音乐的创造。另一件最杰出的音乐大事，就是比波普和现代爵士乐创始人查理·帕克的音乐，还有他对留声机和萨克管的配合使用的主民辩商良是到热夹商①
②我在《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和《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相继对《访谈录》展开了分析。
似乎缺乏的是我们或如何从阿兰·雷乃的《法国香颂》中寻找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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