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东原则性地指出，谈论个体化，也就是说去认识它，作为一个面向我们的我，这就是将它个体化，换言之就是追随它，通过此举变易它，使它变易，使它转变。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即我们所称的“后现代”哲学家，他大概会说：要成就（per-former）它，甚至高度制作（per-laborer)它。可我认为他并不了解西蒙东。如果对个体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个体化的转变，那么认识个体化的可能性就成了问题。据此，我在这里所谈论的话题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一种认识的话语呢？西蒙东明确地做了回答：我们不能认识个体化。那么我们被局限于何种话语类型呢？
无论我们是否赋予它“认知”的地位，这种话语都属于某种特殊的合理性，根据这种合理性，在谈论（哲学上的）个体化的同时，我就将它个体化了，也就是说我把它独特化了并且我自己也必然在其中独特化了。在说出它的同时，我就完成了它：按照奥斯汀的意思，这实际上是一种施事性(performativité)，正如我属于那个我所描述的客体：我已经介入其中。因此我这般参与的个体化就不仅仅是我的个体化，根据西蒙东的理论，它也总是并且已经是一个团体的个体化，我在对这个团体说话，而就在我对这个团体说话的同时，我恰恰归属于这个团体。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面向，我参与了它的个体化。
是非认知的，更确切地说是施事性的(performatif)。这就是我想提前告知你们的东西。
超工业时代个体的扭曲和个体化的丧失
我说的现代性，是指工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倘若要谈及超现代性（这就需要对后现代性这个概念进行认真和仔细的评判，不是全部都要扬弃的①)，我们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谈起，即从人们所指定的超工业社会的特征谈起这完全是我们以为可以称作“后工业”时代的反面，后工业时代从来就只是一种幻觉。随之而来，无论远近，出于同一原因，“后现代”也是一种幻觉。
《后现代状况》的前几行就说这已经是既成现实，说我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无可争议地照搬了阿兰·图海纳的论点，而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我认为这个论点无法接受，况且多年来它阻碍了任何政治思想的发展。利奥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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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体，就是你们，而你们和我组成了一个我们。这一切都表明我说的话都有政治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
①针对这个主题，我曾写道：“……宣布一种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出路，这就是借助哲学史的断代过高地估计现代性的定义，同时也低估了工业革命所构成的巨大的决裂效应。卢梭和马克思之间的差距，要比尼采和我们之间的差距大得多。这个评析并不意味着后现代性’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后现代状况》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然而我们恰恰应当界定后现代性的意义，以及现代性的失望时代的含义。”《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同上，第4章，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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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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