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的假设是，当知识的地位发生变化时，各种社会同时也进入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各种文化也进入我们所谓的后现代化时代。①
有个注释让读者参考关于后工业时代来临的多项研究，尤其是阿兰·图海纳的《后工业社会》。
我要说相反，我们还没有离开现代性，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在各种事物的工业化中。显然我们可以提出另一种现代性的定义，即承认社会的工业变易（devenir-industriel)的定义。这样或许就为考察可能的“超现代性”的问题开启了其他的视野。例如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其中计算通过普通数学和技术统治自然的计划成了王者：这是海德格尔的定义。或者我们可以说，现代性的特征是资产阶级上升为资本主义，而资产阶级又物化为社会的工业化。这是马克思的定义。还有控制社会的定义，它显然与这两种思想都有关。
事实上，计算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同一变易的不同方面，是由工业革命具体化了的变易，把它当作决定性的历史事实，借此确定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时代。这是要在法律上进一步弄清的东西，这倒不是为了说明这个历史事实已经结束（即我们处在后工业的时代，因此也是后现代的时代)，而是相反，因为我们假定它会扩展、加强、变得复杂，针对内燃机和电动机时代提出新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生态数码时代具有了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的特征。
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定义现代性的方式，对我的定义来说是互补的。我认为德勒兹的控制问题也属于这一脉路。(为此，德勒兹可以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①，同时坚持说有两位思想家改变了20世纪的思想，海德格尔和福柯②。此外，海德格尔还是《差异与重复》的伟大对话者之一。）因此我们将看到，正是借助计算扩展到生产领域之外并且同时扩展到相关的工业领域，我们才能把握超工业时代的特征。在超工业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很常见的，而且这种普及的计算机化，恰恰让计算介入各种装置的整体性中，而整体性便是西蒙东所说的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的特征。换言之，超工业化让一种新的个体形象得以出现，不过这也正是我标题中自相矛盾之处，这样一个个体形象遭到扭曲，原因是计算的超工业普及已经成为阻挡个体化过程的障碍，而唯有个体化过程才能让个体成为可能。
这就是如此发展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里夫金称之为文化资本主义)，制定资本规律的不再是企业主生产者，而是市场营销。市场营销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机器化实现对意识时间和身体时间的控制借助所有这些机械物：如汽车和洗衣机，电视机和移动电话，电子记事本和电脑，还有家庭影院，这些物品与持存装置相连接，同时也与所有的生命技术装置相连接，即超工业生命权力安置到位的手段。这些装置组成了普通的器官学视域，支持或是反对都这样。在这个视域中要为利润而斗争。而就我们而言，我们想要保持一个我们，就要保持个体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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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子夜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①“我认为菲利克斯·伽塔里和我，我们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我们两人都是。”吉尔·德勒兹，《谈判》，同上，第232页。
②“福柯和海德格尔一样，他无疑以另样的方式，成为最深刻地创新了思想形象的人。”同上，第130一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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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076
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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