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特定的文化和任何特定的时候，总是存在着一种对所有认知的可能性条件(les conditions de possibilité de tout savoir) 加以限定的认识型(uneépistémè)。这种认知或者体现在一个理论中，或者被默默地投入一个实践(pratique)中。[37]
在福柯的这个定义中，认识型是可以限定一定时间中特定文化发生认知的构架，它可以实现为一种理论或实践。当然，在这里出现的是古典认识型，古典认识型实现为第三种大写的构序，并被投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去。
可以看到，在讨论这个经济学领域的问题时，青年福柯有意将历史的线索向前拉长了。他先是指认16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局限于或几乎局限于价格问题和货币实体的问题”—所以，那里的货币实体就是金属货币。在那时，“在货币的有形实在中建立了货币的两个功能，即作为商品之间的共同尺度,作为交换机制中的替代物”[38]。这是基本符合经济史事实的判断，通常的经济学说史描述中，这被指认为重商主义。福柯说，在那个时候，商品始终是其所是，货币具有度量商品的能力及其可交换性都基于其内在固有的价值，商品与货币(金属重量)是等值的。他的意思是说，在那时起作用的还是那个相似性的认识型。恰恰是“这个认识型构式在文艺复兴时期控制着自然的认知和反思或涉及货币的实践”[39]。这些概要的叙述算是福柯所作的一个历史性回溯。
福柯接着就写道，进入17世纪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以表象为核心的古典认识型中，经济活动的方式发生了全新的改变，资本主义的财富交换中涌入了表象的构序关系。我已经不想指证福柯这里将经济现实与认知构序颠倒的唯心主义病症了。实际上，客观先行的生产实践构式和商品交换构序决定了此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结构，再与科学技术实践的塑形共同生成了观念认知构架，福柯这里的逻辑构境之序正好是头足倒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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