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福柯想说，那种由起源、因果关系塑形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总体历史观并不是亘古就有的，它只是现代认识型的特定产物。这也意味着，大写的历史—连续的进步史观也是新近才被发明出来的东西，所谓的“进步”的本质，也正是由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劳动和生产构筑的。在这一构境层中，福柯显然是深刻的，只是这种片面的深刻还停留在观念决定论之中。
三、劳动与生产:从斯密到李嘉图
依我的判断,在青年福柯对现代性认识型的讨论中，最重要、也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是大写的劳动和生产的历史生成，这也就是马克思那里作为社会先验物基础的劳动一般和生产一般。也是在此处，我们发现了福柯文本中出现的一种与主导性认识型规制话语异质生成的话语线索——从经济现实实践的活动结构透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整个观念世界的社会唯物主义线索。固然，这一话语线索对此时的青年福柯来说，很可能处于无意识的构境层中。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思考的内容。我注意到，在此前两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福柯在发言中也提到了19世纪开始的现代性认识型。那次研讨中，他明确指认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诠释可能性”(nouveau la possibilité d’une herméneutique)，他甚至非常具象地指认：“《资本论》第一卷，《悲剧的诞生》和《道德的谱系》这样的文本，以及《梦的解析》，再次让我们置身于解释技术(techniquesinterprétatives)之中。”[31]福柯说，这三位思想家的文本，“具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效果”，他们通过发现表现为“外在性”(l’extériorité)的“深度(profondeur)之维”，“实际改变了符号的本性”(nature du signe)，“变更了通常可能用来解释符号的方式(façon)”。[32]也是在那个会上，福柯提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穿透浓雾，揭示出在“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观念中形成货币、资本、价值等有深度(profondeur)的东西”[33]。可是较之彼时，《词与物》中青年福柯却始终避免直接提及马克思，他宁可让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相关。他的这一态度直到《认知考古学》才开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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