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础仍然是现代性认识型，因为它基于并承续着启蒙的进步逻辑。显然，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的真正基础也在这里。当然，也因此萨特的《现代》杂志才会批评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
第三，生产的理论也建构了大写历史的终结。依青年福柯的观点，“在19世纪初，一个认知的排列被构成了，在这个认知的排列中不仅出现了经济学的历史性(l'historicitédel'économie,相关于生产形式),人类存在的限定性(相关于匮乏和劳动),而且还出现了大写的历史终结(findel'Histoire)的期限”[52]。在资产阶级的现代认识型中,经济学的历史性和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有限性，这也终结了大写历史自身。他反讽地剖析道，如果说在古典认识型中，人们还可能依靠人本主义的乌托邦(异化的扬弃)生成自己的梦想，而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下，人们只能遭遇“根据系列、连贯和生成的模式”建构的历史时间之黄昏。青年福柯说，尼采是第一个看到这个真相的人:上帝之死中已经喻示着大写的历史的必死性。
应该指出，青年福柯此处对古典经济学的思考，特别是将其置于资产阶级现代认识型的具体构境之中，总体上看，是深刻和具有历史感的。一度，他几乎触及了从客观现实出发的正确路径。但我们必须清楚，在话语塑形上的自觉性，福柯只是在主观的认知的排列中，提炼出斯密、李嘉图在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他仍然不能正确地看到：不是人们的观念(认识型)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存在，而是资本主义历史性的社会经济现实决定了全部观念构境。认识型的理念先验的真正基础是社会历史先验。依我的判断，福柯思想上唯心主义观念决定论的丧钟，是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的革命实践中被第一次敲响的。
四、组织化有机体与词形变化机制
资产阶级现代性认识型的第二个方面，是生物学中组织(organisation)概念的凸显。在青年福柯看来,与18世纪自然史构序的分类学的表象要素的特性规定关联不同，面对自然，一个无法还原成表象的相互作用的新原则出现了，这就是“组织”。组织，第一次历史性地成为创立自然之新的有序性的关键性概念。依我的理解，这个现代性的组织概念正是构序的本质表述，它是与无序和熵正好相反的重要规定性。从一般辞典上，组织通常被定义为“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这只是一个存在者构境中的现成石化描述。而我觉得，更需要强调组织规定的在动词状态下的构序意义，组织是消除熵的负熵努力和使无序转换为有序状态的建构过程，并且，现代性的组织概念区别于一般动植物中的无主体组织状态，它是一种主体性的自觉构序和负熵。
第四章 现代认识型:大写的历史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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