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然史成为生物学(biologie)，当财富分析成为经济学，尤其当语言反思成为语文学以及和表象共同所处的那个古典话语消失时，那么，在这样一个考古学突变的深刻运动中，人与其歧义的位置(positionambiguë)一起出现，即作为认知对象和认知的主体(savoir etde sujet):顺从的君主(souverainsoumis)，凝视着的观众，人出现在国王的位置(place du Roi)中。[8]
人出现在国王已经缺席的位置上，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指认。最早，这是施蒂纳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提出的论点，他发现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从神学异化的扬弃中复归时，充当了人神真身。[9]福柯则指认，在社会现实中人权取代了王权。当然，画中这个不直接在场的国王的位置，也可能是小公主、画家和观众的位置，所有这些角色都在“相互排斥、相互交织并闪烁着”，这是一个直观表象之外的构境式的“空白的空间”(espacevacant)。在这里，福柯突出强调了这个反指性空无的构境位置的重要性。尤为值得一再提示的是,人,如果能够居于这个作画(创造世界)的主体位置,那么他从一开始就是以空无(vacant)为前提的。青年福柯说,现代性的
人类(humain)，凭着自己的存在，凭着其与表象携手的能力，突现在一个空穴(creux)中：当生物、交换的客体和词抛弃了迄今为止一度成为它们的自然场的表象，并依据生命、生产和语言的规律而缩回到物之深处(choseset s'enroulent)并把自已盘绕起来时，它们就精心准备了这个空穴。[10]
福柯的这番论调，令我们联想到拉康的无之本体论。[11]不同之处在于，拉康是非历史地指认一切个人主体初生的基础是镜像之无，而我们都不过是在镜像之无上，再用虚无的符号建立了异化之异化的人生；而福柯对拉康的挪用，则是将无之本体转换成历史性的布尔乔亚现代人的出场之无穴。在青年福柯笔下，现代性的人，在古典的意义上只是一个不在场的空无，我们必须通过关于他的词、他的机体和他制造的客体才能建构性地靠近他，才能构境式地描绘他的模样。换句话说，只有当人开始存在于自己的机体内，当人开始存在于劳动生产中，当人把自己的思想置于语言的褶层中时，建构(与解构)和流动不息的“现代性(lamodernité)开始了”，由此,现代性的人之主体才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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