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知识具有历史的、社会的或经济的状况”一语很要紧。字里行间，青年福柯似乎在表达一个与马克思1845年以后的思想十分相近的观点，即人的认识构架是由历史限定(“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但它同时又会导致一种社会中相对于个人的先验认知形式的生成，特别是在立基于工业生产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这个认知先验性的基础是现代性历史的、社会的或经济的条件。这是正确的判断。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那个有悖于认识型决定论的忽隐忽现的从现实出发的逻辑。这可能也是福柯文本中存在复调结构的线索。
其三,我思与非思(Le cogito et l'mpensé)与现代人的关系。青年福柯显然不同意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说法，他认为，“我思”不可能在一个“直接的和至高无上的透明性中被给出”。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的“我思”恰恰是无思的。因为，如果人确实处于上述的有限经验与先验的认知构架的矛盾之中,那么人在“我思”中，却必定会出现对自身的“非思”。费希特的自我与非我关系则是对此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自觉。
人如何能思考人所不思的，人如何依据一种无声占据的方式(lemode d'une occupation)而栖居在逃避人的场所中，人如何通过一种固定的运动(de mouvement figé)来激活自身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以一种难以对付的外在性的形式而呈现给人的?[17]
福柯的这三个“如何”，揭示了作为现代主体性的人所面对的我思与非思的辩证关系。因为，笛卡尔的思是正常的理性之思，因而恰恰无法面对福柯所珍视的“不正常的”(疯子、同性恋和庶民等)非思，在这个特殊的思想构境层中，现代性主体正是在逃避传统在场性的空无中去生成和建构人的思想形象的。恰恰在这个更深的构境意义上，我思由非思反向构式。
第五章 人：一个晚近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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