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性认识型的三个领域相对,人文科学也表现为三种筑模(构成性的模式)[31]:一是从生物学投影中生成的“功能性”模式——从实体中心论到功能关系存在论的转变；二是在经济学投影中形成的“规范、冲突和规则”的模式——规范是从经济关系中铸成的；三是在语言学投影中形成的“意义和体系化”的模式——话语实践构序。依福柯之见，这三组模式在今天“完整无遗地覆盖了有关人的认识的整个领域”。[32]他宣称,从这三个模式出发，我们就可以描述自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所有人文科学的生成和变化。正是现代性认识型，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座架了今天的人文世界图景，其本质还是强制。福柯后来还曾这样说道，“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认知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它们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33]。这当然已经是后来更深的政治哲学思考。哈贝马斯将福柯对人文学科的宣判概括如下：“人文学科用它们傲慢却永远得不到兑现的要求，建起一座普遍有效知识的丰碑，其背后隐藏的则是认知意志十足真实的自我权力化—一种使知识不断变为意志，而主体性和自我意识首先就是在这种意志的漩涡中逐步建立起来的。”[34]这个概括倒不失精准。
最后,青年福柯讨论了与主体性的人被建构和人文学科的历史发生这两件事相关联的大写的历史(l'Histore)的败落。他承认,在人与人文学科出现之前，人们早已开始谈论大写的历史。在整个西方文化进程中，大写的历史实施着一些座架文化历史本身的主要功能：“记忆，神话、传播《圣经》和神的儆戒，表达传统，对目前进行批判的意识，对人类命运进行辨读，预见未来或欢度一种轮回。”[35]以青年福柯之见,在传统的这种“大写的历史”观中，
人们就构想一种在其每个关节点上都是光滑的、千篇一律的宏大的历史(grandehistoire)。这种历史已在同一种漂移、同一种下落甚或同一种攀升中卷走了所有的人，随之卷走了种种物、动物、每一个活生生的或惰性的存在，直至地球最平静的面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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