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着”[24]。由此，生成解释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新情境化的本质。太深刻了，这简直就是构境论的话语理论！在此，我还应该提到自己与不久前到南京大学访问的当代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一次讨论。在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他在西蒙栋、吉尔和古兰的技术和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第三持留”和“代具”技术来分析现代技术统治的现象学本质，揭示外在于人类的后种系生成，但我的疑问在于，代具性的技术体系本质上是作为客观物体的对象而存在，比如唱片、文字等数字化过程其实都是可见的对象，而实际上，从马克思、海德格尔以来，更多强调的是：通过可见的存在所建构起来的、根本无法被记载的关系一功能性场境。斯蒂格勒当时的回答并不能使我满意。
我敢断定，认识论小组的那群年轻人一定会被青年福柯这种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的表述弄得头昏脑涨。然而，我却也认为，这个时刻里发生的事情是青年福柯之思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即他正在从刚性的文化结构(认识型)向功能性的话语实践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不久之后他即将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脱胎换骨的先行步伐。
三、档案与认知考古学
青年福柯提出，如果说在思想史中真实存在的东西是突现场境式的话语事件，那么，研究“文化中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moded'’existencedesévénementsdiscursifs)”就成为一个十分急迫的事情了。他又说，话语事件存在的方式并非一种固化的框架(暗喻把认识型理解为一种固化的知识结构体),而是一整套的状况(l’ensemble des conditions)[25] :
这些状况，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的社会中，决定着(déterminée)某些陈述的出现，决定着它们是否能得以为继，决定着它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决定着它们在法定建制中得以被归类为某些集群的方式，决定着它们所起的作用，决定着对它们产生影响的价值活动或仪式活动，决定着它们被转化为实践或态度的方式，决定着它们进入流通(circulent)、被压抑(refoulés)、被遗忘、被破坏或被重新激活(réactivés)所依据的原则。[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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