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附文一所面对的那篇《科学考古学》中的躲闪态度相比，这一次福柯倒真是采取了一种诚实检讨的态度。因为根据《词与物》一书的逻辑，如果在话语塑形层面以多重être发生作用的“动词簇”(《词与物》中叫认识型)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制约结构，那么，这一话语塑形方式的在场恰恰是在一切文本和一个具体的作者之外的。依福柯所见，所有文本的词语被组织构序都只是这种话语塑形方式的布展和具象化实现，在这个另类的话语实践构境层中，一个有姓名的作者并不能替代或充当话语塑形方式(认识型)的直接肉身。然而，恰恰是在《词与物》的讨论中，青年福柯自己“并无意于对布封或是马克思作出描述，也无意于复述他们的观点陈述或言下之意；简单地说，我只是要赋形于(avaientformé)他们作品中某些概念或理论整体(d’ensemblesthéoriques)的那些规则(règles)”[5]。通俗地说,就是要找到不可见的认识型，可有的时候，福柯却让有姓名的作者直接顶替了“认识型”的在场。在此，福柯承认自己的论说中存在漏洞，这个漏洞或者说是思考盲区恰就是作者的在场问题。青年福柯甚至认为，直到现在，“当我们研究一种观念史、一种文类史或一种哲学分支的历史时，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稳固和基本的作用,这些问题也表现为一种相对软弱和次要的地位”[6]。这显然已经不是在数落自己，而是在敲打遍及现实的整个学术思想域了。我们能看出，这是在进一步认证他所提出“作者何为”问题的合法性。为此，他还反讽式地引用贝克特[7]的话：“谁在说话重要吗?”(Qu’importe qui parle?)[8]
言下之意的深一层追问是：在通常的言说中，在写作中，那个有名字的谁，真的在场吗？青年福柯此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真相是，不是作者在说在写，而是话语让他说和写。作者总是看起来在场，那个肉身在现场演讲，那个文本真是他写下的，然而那个“谁”其实却真的不在场。当然，对于这一耸人听闻的宣判，福柯需要通过多重关系的颠倒来证明这一点。
首先，是个人主观意图表现与话语塑形方式关系的颠倒。通常，作者作为主体在场，首先是通过言说和写作表达自已的主观意图；可青年福柯却认为，在今天，作为表现主体的作者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却正在消解。他说：“我们今天的写作摆脱了表现的主题(thème del'expression);它只指自已，然而又不局限于内在性的形式(formedel'intériorité)，相反，我们在其外部展开(extérioritédéployée)中辨认它。”[9]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在写作和言说中看似是在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写作只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你的自主性恰恰是生产出来的无意识他性存在。比如，在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的话语塑形下，人们都以为是自己在面对马克思、列宁的文本，但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只是那个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大他者在强迫每一个无主体性的作者。如果说，《联共布党史》是一个史学话语塑形的标准，那么，所有关于历史的写作都不过是这一“辉煌史”的微观对象化而已。对此，福柯就会说，在这种历史写作中根本不存在作者的真实在场性。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福柯是想将这种可见的暴力性伪构境情况泛化到全部言说和写作中去。在福柯看来，一切看起来由作者发动和操持的言说和写作中，其实，都是由某种外部看不见的话语塑形方式规制着作者。我们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大多数场境中都并非真的是他自主的、创造性的言说，而是一个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隐性知识系统在让他陈述，这就是后来在所谓后现代状态中的“话在说我”。而作家、学者的写作也是如此，文艺作品中看起来有意图的人物和故事的创造，其实都取决于作者自己背负的文学话语塑形构架和无形的世界观，学术研究就更是话语塑形和思想构境的无意识的布展。青年福柯认为，这种个人主观意图表现与话语方式关系的彻底颠倒，使写作变成了符号的一种相互作用，它们更多地由漂浮的能指自涉关系建构，而不由主观表现的所指内容支配。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拉康那个象征符码建构起来的大他者。青年福柯说，
附文二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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