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样一些提问：
“谁是真正的作者？”
“我们是否能够证明他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他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最深刻的自我做了怎样的揭示？”
可是，现在人们则会听到一些新的问题：
“这种话语有哪些存在模态？”
“它从哪里来？它如何流通？它受谁控制？”
“针对各种可能的主体将作出怎样的安排?”
“谁能实现主体这些各不相同的功能？”
而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却几乎只能听到一种漠然的咕哝：
“谁在说话重要吗？”[34]
四、一个有趣的争论:结构上没上街?
福柯的演讲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学者纷纷发言，有批评，也不乏肯定，福柯也作出了一定的回应。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福柯所指认的话语实践中作为理性实体的“作者的不在场”问题上。很显然，福柯的这一观点被一些人听成他在《词与物》一书中那个“人之死亡”的断言的具象化，即作者的死亡。
在提问和评论环节上，发言最长的是法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发生学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戈德曼[35]。在算是福柯学术前辈的他看来，青年福柯的思想代表了一种“否定一般的人(l'hommeengénéral)”的观点,虽然“福柯没有明说否定作者,但是,从他的作者的消失的视角所揭示的所有的一切都暗示了这一结论”[36]。他反讽地说：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