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总体性历史观的断裂中出现的新史学方法论
依青年福柯所见，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式格式塔变革的后果具体有四：首先，是对传统总体性的目的论历史观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在历史研究中，新史学方法直接
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la téléologie dela raison)，或者人类思维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体系，它对聚合和完成的 主题提出了质疑，并对总体化的可能性(les possibilités de la totalisation) 提出了质疑。[13]
福柯在此书中12次在批判对象的意义上使用了téléologie一词。在青年福柯看来，传统的进步史观的本质实际上是由意识进步论和理性目的论建构起来的，这种在主观思维中生成的完形模式总是想将本来异质、粗糙和偶发的生活塑形成平滑和同质的历史主体，并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由起源到终结的发展过程性。而青年福柯则认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要从根本上拒绝传统历史研究中的被暴力规整的“线性图式”(schémalinéaire)。福柯在此书中14次使用这个linéaire，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1971年，在一次与乔姆斯基的对话中，他曾以科学和认知的进步观的解构为例。他说：“长期以来，人们曾经认为科学、认知是循着某条进步’(progrès)的路线，服从于增长’(croissance)的原则和汇聚各种各样的认知的原则。”然而，当我们仔细地去观察科学中的一些特定理解方式与科学认知的关系时，就会发现这种线性进步只不过是我们的幻象。比如动物和植物的分类，从中世纪以来因为不同的认知构架(“自然史”、“人体解剖学”和“进化论”)已经“重写”过不知多少次了，而且每一次异质性的重写，“都使认知在它的功能、结构、内部关系方面发生全新的变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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