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的概括是深刻的。可是，福柯这种所谓的他性历史观真的可以建构出真正非同一性的历史研究吗？这是令人深深怀疑的。
三、挽救历史的伪总体性：被重构的马克思和尼采
有趣的是，青年福柯竟然指认，新历史研究方法的创立，它的最初时段可以“追溯到马克思(remonteràMarx)”[28]。这应该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和立场上的改变，因为他开始直接肯定马克思。据巴里巴尔的分析，福柯“在写《词与物》时，还没有意识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而在《认知考古学》中，他谈到了由阿尔都塞重新解读了的马克思”[29]。当然，这也有刚刚过去的“红色五月风暴”的现实影响。福柯告诉我们,固然基于马克思的历史观变革的新历史研究方法的生成迄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但“它的收效却姗姗来迟”，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没有根本改变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基本状况。这是由于，如果要求人们不去理会那种根深蒂固的总体性的历史观是不容易的。请一定注意，此处青年福柯对马克思的态度与《词与物》一书相比，显然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那里，他还批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实的断裂”[30]，而这里则将马克思看成了新历史观的思想先驱。这里的原因有二：
其一，总体性的历史观的起点是抹不去的基础起源(fondementoriginaire)论。这已经成为历史研究构境的一种下意识的思维惯性：“这种研究把合理性变成人类的目的(letelos)，并把整个思维史同维护这种合理性联结起来,同维护这种目的论(téléologie)以及必须始终回到起源的基础联系起来。”[31]这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所追溯的人性的基础、正义的基础以及自由的基础等等，这种抽象的价值悬设的起源也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和目的。所以，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相反,人们对“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32]。这成为一种思维惯性，不自觉地在史料中求同弃异。其二，总体性的历史观的真正基础是摆脱不掉的主体(sujet)。这个主体原先也可能是神和绝对观念，19世纪以后开始由现代性的人的主体来替代。因为在传统历史研究中，“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还给(restituer)历史”,在这种假性构境中，它会承诺，“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laformedelaconsciencehistorique)—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已有，恢复对它们的支配”[33]。在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直接批评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中，这种主体的异己化和复归逻辑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也会先设定人的本真性类本质(费尔巴哈的自然类本质、赫斯的交往类本质和青年马克思的劳动类本质)，然后依此悬设在现实中发现它的沦丧和异化，再力图通过扬弃异化复归于本真性起源。这里福柯特意使用的“以历史意识的形式”一语是一个重要的定性，即这种主体异化逻辑的本质是唯心主义的。由此，我们开始感觉到福柯思想中凸显出的一个重要学术倾向:走向现实生活。原先在文本的隐性复调语境中不自觉发生的话语线索此时开始走向公开的话语塑形意图。这可能也是他真正与马克思亲近起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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