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青年福柯认为，虽然马克思和尼采早已开辟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的路向，可是一直到19世纪末，传统的总体历史观仍然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人们仍然在历史研究中反对一切对传统历史观的偏离，试图拯救主体的主宰地位，挽救“人类学和人本主义”(del'anthropologie et del'humanisme)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以至于,在种种思想史和历史研究中，历史连续性的主题又被旧话重提。这是福柯在文本中不多见地明确将人本主义放置在批判对象的位置上。甚至在今天，人们不惜重新伪饰马克思和尼采：一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人本化(amené à anthropologiser Marx),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总体性的历史学家(historien des totalités),并在他的论述中重新找出人本主义的言论(et à retrouver en lui le propos de l’humanisme)”[37]。青年福柯的这一段表述是重要和深刻的。他敏锐地发现，一些学者在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总体异化史观逻辑替代马克思后来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历史观。这种做法，其实还表现为一些人刻意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晚期的所谓“人类学笔记”中重新发现人本主义的某种复活。福柯的这一理论意向显然与他的老师阿尔都塞是一致的。二是，“用超验哲学(la philosophie transcendantale)的术语解释尼采，并在起源研究方面抑制他的谱系学(généalogie)”[38]。因为,尼采的谱系学恰恰是反对起源论的，可却被故意误释为表面化的生物连续谱系且进而去粉饰总体历史观。在青年福柯看来，这种对马克思和尼采的伪构序的本质，是历史研究中的旧势力对总体性和起源论传统历史观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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