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福柯断言，无论是由作者指认出的直接外部文献关系，还是作者写下的作品之间的内部呼应关联，都不可能是现成给予的物性组元的物性实存，真正能构成作品本质的那些事件，是存在于文本之中，由无形的话语实践不断突现式地发生着的——简言之,是“由一种操作建构(constituée paruneopération)”的场境存在[9]此即为非物性的运行着的话语场。我注意到，霍奈特在德语中用“Handlungsgeschen”(行动事件)和“Aktionszusam-menhang”(行动关联与境)来表征福柯的思想构境，这是转译中的深刻对接。[10]然而，当霍奈特具体解读福柯的《认知考古学》时，他却又将福柯简单地拖回到所谓“语言学结构主义”的表层构境中。当他指证福柯的《认知考古学》的主旨是“符号学的起源”，其思考焦点是所谓“语言的文字构成的独立的秩序”时，他是重新落入福柯已经跃出的语言学结构主义陷阱的。霍奈特故作深刻地分析说，福柯已经意识到：“我们仅仅是在一个由有序的范畴排列起来的世界的语义学的框架内，不断对自己和世界进行有意义的体验。但这种语言的秩序并不是主体含义赋予的活动的产物，而是符号成分自身相互之间随机排列的结果。…人的意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用间离于它的一种无名的符号系统的语言拟就的。”[11]霍奈特强调福柯的“无主体”性时，他是深刻的，可是当他将这种无主体性视作语言符号系统的偶然构序时，恰恰证明其还没有进行到那个福柯已经异轨到非语言系统的话语场的更深构境层中。特别是当他坚持认为福柯的话语不过是“由符号代表的知识的现象领域出现的语言单位”[12]时，这种逻辑轻浮达到了可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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