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福柯看来，
在思想史中，人们同样只能在话语的某个确定总体(ensembledéfini)上重建思想的系统。但是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研究这个总体，以至于试图在言说本身以外重新找到说话主体(sujet parlant)的意图，他的有意识的流动，他想要讲的话，或者还有他情不自禁地在他所说的东西中，或者在他公开表露的话语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缝隙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无意识游戏。[16]
福柯认为,传统思想史的分析总是有喻意(allégorique)的,它自始自终在寻找话语中某种控制言说的连续的支配性的逻各斯(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神学中的上帝、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似乎文化史、思想史就是一种理性主体(思想家、文本作者或艺术家等创作主体)的意图的连续发生和发展，虽然它有时亦偶然地表现为非理性，并且无意识地呈现出对总体性的偏离。与此相反，话语事件场的分析恰恰是朝向另一方向的思考理路，它从根本上摆脱了那种显性或隐性的连续性的总体逻辑预设,而“就是要在言说事件的狭窄性和特殊性(l’étroitesse et la singularité de son événement) 中把握言说;确定它的生存状况(conditions de son existence),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它的极限,建立它与其他与它发生关联的言说的对应关系”[17]。这也就是说,话语场分析,不再在显性的言说之后寻找支配性话语的“悄悄絮语”(如黑格尔历史研究中的“理性的狡计”和“马背上的绝对精神”)，而就是直接说明这一话语本身的特定性:它就是它自己！话语事件场分析中要追问的主题是:它为什么是当下的它，而不是别的什么本质的外部表现或目的性实现？
首先，在青年福柯看来，话语的核心不是一种连续的语言系统，而是一个言说事件的突现式场境发生。这是福柯对原有处于语言学构境话语理论的突破。话语言说事件(événements)发生于写作和语句生成的瞬间构境之中，它总是在“手稿、书籍以及任何形式记录的物质性中，为自已开辟一个暂时的存在(existencerémanente)”[18]。话语事件不是词语、图表和符号等被记载下来的物性存在(斯蒂格勒所说的“第三持留”），它只是由作者在文本或作品的物质组元中建构出的一个暂时的场境存在。当作者不思时，这个暂时的场境存在即刻消失，在所有关于话语发生的物性记载物(文本和视听记录)中，这个场境是不存在的。只有当新的读者和听者重新激活这一“文献”时，才会重构话语事件场境，而这个被重新复构的场境并不简单是原先那个场境的复活。原先的那个existence rémanente是不可能完全重现的。这一点，是斯蒂格勒并没有想到的。在我与他的当面交流中，甚至他意识不到福柯已经达及的这一构境层。更有甚者，言说事件其实总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某种固定的逻辑本质的表现，只是会“出现在重复、转换和再活化的(à la répétition, à la transformation, à la réactivation) 过程中”[19]。这个福柯从医学中移植来的再活化概念十分有趣。我想，它应该是指作者自己对自己写下的作品的重新面对和解读者阅读时的重新构境。我曾经描述过我在进入我自己写下的文本时真实发生的异己感。既如此，那么任何读者在重新面对文本和作品时，真正要捕捉的东西就不是那些物性的词语和显性意义了，而应该致力于复构那个曾经在场的话语场境。如果真是这样，面对文本这件事情就复杂得多了。我还是要说，构境论比现代性的解释学显然要深刻得多。
第七章 塑形:从认识型到话语事件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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