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意志，似乎自伟大的柏拉图式区分(grand partage platonicien) 以来，便有着自已的历史，却不是种种强制性真理(vérités contraignantes) 的历史，而是关于所要认识的对象(d'objets à connaître)，关于认知主体 的功能和位置，关于知识(connaissance)的物质性、技术性和工具性投 入(investissements)的历史。[10]
这是说，正是真理意志建构出认识的对象—本质和规律(大写的“一”)，认知主体的功能和位置，以及知识的内部话语构式。当然，只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生成之后，这种真理意志进一步演化成了作为我们今天建构世界的重要前提的认知意志。在此，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这个认知意志正是原来那个硬化的认识型解构后的活化踪迹，所不同的地方，是这种认知意志之中已经内嵌着一种政治倾向。它也已经预示着下面那个全新权力概念的出场。或者说，认知系统与权力系统的内在链接。
在福柯看来，与其他排斥系统一样，真理意志在当下同样得到了制度(institutionnel)的支持，并且由各层次的实践不断加强和更新。这里的制度或者机构并非是指显在的政治统治机构，而是指看起来非强制的立场中立的科学学术力量，如各种学术委员会、科学协会、媒体等话语共同体。在形式合理性的尺度上，它们的发生机制恰恰是民主合法的。历史地看，它们正是外部专制的对立物，所以，它们恰恰是被无思地热烈拥戴的。他进一步列举的具体实践层次包括：教育、图书系统、出版、图书馆，过去的学术社团和现在的实验室(laboratoires)。我觉得，科学实验室的出现，使福柯的实践概念得以更多地走向现实，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正在超出《认知考古学》中的话语实践。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马特指认福柯在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从研究调节话语实践的规则转向考察社会实践与话语的关联性”[11]。这有一定的道理。霍奈特也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认在福柯的这一讲座中，“知识产生的制度框架条件和社会的结构关联本身日益成为理论的中心”，由此，福柯的理论“逐渐转向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的分析”，并且霍奈特断言，正是“法国的学生运动事件从政治和个人经历的层面导致了这种转向”[12]。这个判断基本准确。福柯认为，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中，真理意志被理性构序的认知的运用、评估和分配，以及认知的定性方式所不断更新着。比如，教育是一种求真的基础性训练，书籍在传播着既定的真理话语，科学的实验室则号称是制造和验证科学真理话语的场所，一切都是围绕真理建构起来的带有教化性质的“实践”。其中不知不觉发生的东西，正是话语构序权力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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