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还有一条青年福柯并没有直接指认，但却十分重要的边界，即考古学与解释学的否定性边界。也因为青年福柯用面向话语塑形的档案取代了传统的文本，所以，在文本的死亡面前，面对激活话语档案的考古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取代了传统文本研究中居统治地位的解释学。或者说，考古学甚至正好是反对解释学的。我注意到，美国学者哈金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对立。他指出，相对于“文本”与“阅读”对置的解释学，“福柯的考古学恰恰是解释学的对立面”，因为，比之追求文本原初语境的解释学，“考古学恰恰相反，它不想解释文本，而想要展示句子之间的关系，说明为什么说出的是这些句子，而不是另一些句子”[36]。这大致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也是在这本书的最后，青年福柯将考古学与自己原先那个认识型范畴做了某种牵强的对接。这里，他只是将认识型放置到了科学史的狭小空间中来定位。其实，这种限定是有意义的，至少拒绝了对认识型的普适性泛化。在此处，《词与物》一书中的主要范式—认识型—成了与其他两种科学史研究范式，即形式化层次上的循环分析模式与福柯自己的老师巴什拉和康吉莱姆的历史分析模式不同的科学史研究路径。福柯告诉我们，特别是后者,即那个事实上对他和阿尔都塞产生了直接影响的科学认识史模式，因为以科学为准绳，所以“它所讲述的历史必然会突出真理与谬误，合理与不合理，阻碍与发展，纯净与不纯净，科学与非科学的对立，这就是科学认识论的历史(histoire épistémologique)的所在”[37]。随之,青年福柯将自已的认识型理论指认为第三种历史分析类型。当然，认识型在这里特设性地被定义为考古学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运用。
在话语实践、实证性、认知与认识论形态(figuresépistémologiques)和科学的关系中，对话语实践、实证性和认知所作的分析，正是我们为使科学史的其他可能的形式区别开来把它称为认识型(l'épistémè)的
回到福柯
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