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38]
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福柯关于认识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新定位。原先是福柯将老师的科学认知结构放大到整个时代的文化塑形一构序结构，现在他又将其反向复归于科学内部。
青年福柯自承，《认知考古学》的立意“只是为了扫除初步的障碍”。虽然，人们总是习惯在纯净的透明中一览无余地看到天才的非凡作用，可是福柯的话语却要真实地给予我们关于没有不朽的实体的“低语”，人们应该假设，这些话语中并没有“残生”，而是在“建立我的死亡”[39]。
三、谱系学：总体历史认知中的边缘造反
其实，在后来的福柯那里，与考古学具有相近范式意义的透视之镜还包括谱系学(généalogie)。[40]罗伯特·杨认为，《认知考古学》之后,福柯“放弃了知识分析，更多地转向尼采的谱系学””[41]。多斯甚至声称，在1970—1971年前后，福柯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所谓“谱系学转向”[42]。我觉得，这些判断可能都言重了。福柯的谱系学应该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补充和完善考古学的阶段性历史观范式。或许也因为考古学本身有太强的专业痕迹。具体说，在福柯那里，这种属于他自己的新的谱系学概念的系统说明最早出现在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学》(Nietzsche，Généalogie，Histoire，1971)之中。关于这一文本，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以附文的形式展开具体的解读。其实，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等书中，他都提到过谱系学概念，但那还是在传统生物学的物种连续性谱系树的语境下使用的。[43]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认知考古学》引言中，我们也看到青年福柯曾谈及与马克思并肩的尼采的谱系学。事实上，尼采的思想谱系学[44]已经是对生物进化研究中的连续性种群谱系树的砍伐，而福柯的谱系学概念则是对尼采谱系学的一种重要细化和深化。对这一点，福柯显然是自觉的。
第八章 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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