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个谱系学隐烙着很深的“五月风暴”的印记。毛泽东的“造反有理”不仅影响到法国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深深触动了一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灵。谱系研究更明确地提出在传统科学话语体制中造反，特别是反对由“大学和教育工具”身体化了的“科学话语的体制化”(institutionnalisationdu discours scientifique)的权力支配。[56]实际上,根据福柯自己的说明，与关注细部断裂的考古学不同，谱系学是在“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的特权地位”后建立起来的。从青年卢卡奇那里我们可以得知，总体性不过是主体性的一种隐身式变形。阿多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总体性的。反对总体性就是反对权力，特别是那些看不见的权力控制。
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这样来概括自己抗拒权力支配的政治斗争方式，他说，
我力图与一切总体化的方式(formes detotalisation)界划开来，任何 总体化主张一经提出立即会变为抽象、有限的东西；我力图开辟 (d'ouvrir)那些尽可能具体(concrets)和普通的(généraux)问题，即那些 以横穿过社会的对角线(traversent les sociétés en diagonale)从背后逼近 政治并抄近路抵达社会事务的问题，那些同时构成我们的历史并被那 种历史构成(la fois constituants de notre histoire et constitués par elle)的 问题。[57]
这也是一种非总体化的政治谱系学方法。福柯说，谱系学正是通过对传统历史学家删除的那些“原始记忆的重新的发现”，来再现“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这样，“它的真实任务是要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认知,以此对抗整体统一的理论”[58]。举一个思想史的例子，比如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史学构架中，以《联共布党史》为范式的辉煌史就是典型的总体性话语和史学等级体系。只有对意识形态同一性有益的“史实”才可能入史，否则，都将被打入不见天日的黑暗之中。谱系学就是要重新再现这种意识形态删除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愿意采用这种“谱系学”方法的，因为我曾经再现过被删除的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和德波林的相关文本事件。[59]在福柯这里，谱系学就生成为一种消除总体性权力话语、解构等级体系的新历史观。为此，福柯专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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