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再一次说明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关系。此时，他将自己的批判方法直接指认为历史存在论(ontologie historique)。不是历史本体论!
批判在其终极性(finalité)上是谱系学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学的。所谓考古学的，意指：这种批判并不设法得出整个知识(connaissance)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structures universelles)，而设法得出我们所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d’événements historiques)来得到陈述的那些话语。而这种批判之所以是谱系学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它并不会从我们所是的形式中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那种偶然性(contingence)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63]
晚期福柯的这个说明，已经足以让那种关于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方法论“转向说”破产。其实，在福柯那里，考古学与谱系学是一个新史学方法论的整体，只是侧重不同而已。
只是在这里，福柯说明了谱系学的方法论本质为后来他所指认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事物不再所是、不再所做和不再所思的异质性在场状态。这是一个十分难以理解的他性空间概念，如果要进入福柯这一怪异的思想构境，我们不得不再将时间退回到20世纪60年代。
四、异托邦:斜视中的他性空间
谱系学的真正对象之一，是现实存在中作为另类或者他性空间物的异托邦。这是青年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一个重要的反向存在论观念，即通过指认一种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他性物和非常事件，这些他性存在本身就是要解构现实体制的合法性。这种他性存在被福柯命名为异托邦(hétérotopie)，以区别于非现实的理想悬设物—乌托邦(l'uto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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