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本质。在他看来，正是这种规训对纪律的认同和训练，
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体的政策，一种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manipulation calculée)。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anatomiepolitique)，也是一种“权力力学”(mécaniquedu pouvoir)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服的”肉体(des corps dociles) 。[28]
这是说，不同于皮鞭的纪律制造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的特殊肉体，它把体能变成了一种所谓正常人的“才能”、“能力”和“创造性”，令其能自主性地发展，不断增强它，使之有用(成功)，从而进入主动入序和自动驯服的状态。以怀特的概括：资产阶级主张“驯服、努力工作、能够创造经济价值、自制、恪守良心，总之一句话，就是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正常人，”[29]。这是对的，正常人正是康吉莱姆和福柯批判性构境的起点。福柯辨识道：“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的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30]前一句显然是马克思的话语—福柯在这里想要强调，与马克思关注的经济剥削的层面不同他自己认为，资产阶级的纪律规训正是在生产劳作训练中，通过让人变得更具有能力和工作效率，在走向财富和成功中使其无意识地被支配。在一定的构境意义上，成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引导概念，所谓“成功人士”则是资产阶级自指的一种别称。巴里巴尔意识到了福柯对马克思话语的自觉运用。他说：“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吸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生产中劳动力的划分方法，来说明规训手段是如何通过抵消工人的对抗性来增加工人身体的效用的。”[31]但他却没有留意到福柯语中夹带的恶意的差异性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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