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人们开始普遍关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在基层发生的日常控制和支配，从而去直面生活细节中的微观政治权力。福柯评论道，如果在先前的宏观权力观中，“人们把权力等同于一种说不’的法律，认为权力尤其具有剥夺权”[171],可那恰恰是一种消极的、可见的权力观。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游戏正是建立在这一可直观的“不”与“可以”的政治辩证法之上的。福柯并不相信这种骗人的把戏。他透视性地指出，之所以现时代资产阶级的
权力得以稳固，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和产生物，引发乐趣，形构认知，生产话语(produitdudiscours)。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réseauproductif)，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fonction de réprimer)的否定性机构。[172]
资产阶级不再说“不”，反倒是到处张贴“可以”的告示，资产阶级所谓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构序基础正是将传统政治权力暴力机关从一个“否定性机构”变成了肯定性机构！这似乎成为一种新的共识，红色五月风暴一周年之际，鲍德里亚[173]在1969年5月发行的《乌托邦》(Utopie)第2、3期上撰写《游戏与警察》(“Le ludique et le policier”)一文，其中他指认：“在文明的国家，镇压(répression)不再是一种否定，也不再是一种侵犯(agression)，而是一种氛围(ambiance),这便是安定下来的日常性。”[174]让你有乐趣、让你认知新事物、让你生产物、让你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正是通过这种走向幸福的虚假伪境的建构，新型的不可见的资产阶级微观政治权力才贯穿整个社会存在。这就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多年后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权力(治安和治理)的另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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