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很难理解的表述，因为它极为深刻地进入到了康德批判思想构境的翻转意向中。资产阶级发明的社会治理(gouvernement)不是外部的强制，而是依从真理(过去是上帝真言，今天则是资产阶级的认知理性)向自然立法，并进而使生活中的个体屈从于权力。批判的确可以质疑真理(权威)的合法性、真理的实际治理效果，所以批判表面上呈现为反抗的艺术，但这个反抗恰恰是治理本身的实现，即资产阶级的真理的政治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他这个关于批判的说明十分接近康德关于启蒙(Aufklärung)的定义。
康德在1784年写下的《何为启蒙?》一文中，将资产阶级的启蒙定义为人从某种权威下所处的“未成年状态(état de minorité)”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在康德那里，“他所说的未成年’是指我们的意愿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接受某个他人的权威(accepter l'autorité de quelqu'un)”，康德为此还引用过一句俗话：“唯命是从,毋需推理。”[12]这也就是说,所谓未成年,指的是人在一种无法使用理性(raison)的愚昧状态下屈从于他人的权威。并且，康德恰恰将宗教、法律和知识的缺失作为使人处于未成年状态的例证，因此，启蒙也必须在这些地方消除人的未成年状态。当然，只有人自身发生改变，才可能摆脱这种盲目屈从的未成年状态，而这种改变只有通过人对理性的自觉使用，正是理性使人在自已的意愿里从对权威的盲从中走出来。所以，康德的“启蒙”是由意愿、权威、理性之使用这三者的原有关系的新变化中重新构序的。对此，福柯指认在康德的启蒙中，
当人只是为使用理性而推理时，当人作为具有理性的(raisonnable)人(不是作为机器上的零件，pièce d'une machine)而推理时，当人作为有理性的人类中的成员而推理时，理性的使用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启蒙”因此不仅是用来保证个人自己的思想自由(libertépersonnelle depensée)的过程。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叠
附文五 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从不被统治到奴役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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