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便有“启蒙”。[13]
由此福柯说，在康德那里，“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启蒙的核心是使用理性，理性启智是让人摆脱封建专制机器上的零件状态，进入到自由和解放之中成年状态的唯一法宝。福柯让我们注意，这个未经反思的理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认知和真理性认识。
所以,康德要我们“敢于认识”，甚至，“批判的基本责任是对知识(con-naissnnce)的认识,以此作为整个现在与未来之启蒙的序曲”[14]。在福柯看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知道我们“能认识到什么程度”，“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那么就可以发现自主(autonomie)原则。这样，我们将无须再听到服从(obéissez)，更确切地说，服从将以自主本身为基础”[15]。请注意，福柯此段文本解读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十分阴毒的,因为它指认了康德的批判并不会真正消除服从，而是让服从以更自觉的自主方式发生，即“如何才能不那样被治理”的一个成熟了的自治方案。由此，资产阶级启蒙的表面解放意向必然会走向自己的真实构境本质:自觉自愿地被统治与被奴役。
二、作为思想战友的法兰克福学派与对启蒙的批判
启蒙从解放走向奴役—这种反转式的诘问立刻让我们想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1944年，身在美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下了批判资产阶级合理性(治理)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PhilosophischeFragmente,1947),其核心证伪指向，就是以认知体系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对世界的支配。在那里，工业文明最重要的工具理性基础(自帕斯卡的神学质疑和青年卢卡奇的批判性颠倒之后)第一次受到系统的哲学批判。进而，作为全部启蒙进程现实基础的科学技术进步也直接受到敲打:培根以来那种似乎以公理面目出现的对自然的拷问后的支配与控制真的是合理的吗？在生产力发展中对自然的技术性成功奴役难道不会延伸出对人的存在的深层控制，并进一步导致对社会的成功统治(科学管理)?启蒙从解放的道口出发，却内在地驶进了奴役的轨道，这就是所谓启蒙辩证法。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的批判很深地同构于这里的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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