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福柯同样是高度自觉的。他看到了德国激进思潮中已关注到“理性本身中有某种东西对剩余的权力(l'excèsdepovuoir)负有责任”。福柯甚至认为，
从黑格尔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着对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合理化(rationalisation)，对技术与技术化的彻底批判，对科学的基本筹划(projetfondamental)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全面批判。[16]
并且，他公开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努力视为与某种自己同向的斗争，因为，在法国今天的时代中，“启蒙问题被重新加以探讨，其方式意味深长地接近法兰克福学派的工程(les travaux del’École deFrancfort)”[17]。这个意味深长即异曲同工。所以，福柯干脆亲切地指认出“我们与法兰克福学派兄弟般的关系(fraternels par rapport à l’École de Francfort)”[18]。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叛逆者霍奈特，必定会直接批评福柯与《启蒙辩证法》的合流，他并没有直接谈及福柯的这两篇重要文章，倒是从《规训与惩罚》[19]就可以看出“阿多诺的历史哲学与福柯的社会理论之间甚至在措辞上都表现出来的一致之处”[20]。而自以为是的波斯特则看错了福柯此处的思想倾向，他竟然自称发现了福柯对法兰克福学派立场的局限性的“超越”，并且是在“回到康德”[21]。这些都是极其可笑的理论偏视和逻辑误认。
福柯告诉我们，对启蒙问题的反思，在现代欧洲思想界是“通过现象学及其提出的问题回到我们的身边的”。何出此言？在福柯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最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意义是如何从无意义(non sens)中产生的?意义是怎样发生的？这种追问的结果为，“意义仅仅是由意指机器(machineriesignifiante)特有的强制系统(systèmes de contraintes)构成的”[22]。还原到福柯这里讨论的语境就是说，启蒙的意义恰恰是由看起来无政治指向意义的真理性认知机器建构起来的，由此，理性与权力(“强制系统”)之间的问题会通过一条奇特的捷径被重新发现。如果胡塞尔听到福柯这种解释，恐怕一定会疯掉。福柯进一步引申道，这也就意味着，“这里我们遭遇了与启蒙互逆的反问题:合理化如何导致了权力的狂热(fureurdupouvoir)”?这当然是在反讽构境层中对韦伯推崇的整个资本主义精神存在中“价值中立”的合理性逻辑的否定，并且我们也不难发现，与之相近的另一个断言是阿多诺那句理性同一性和“总体性必然走向奥斯维辛”。福柯的追问是令人深省的:走向启蒙的民主、自由、博爱的合理性为什么会逆反式地导致权力的狂热？换句话说，“合理化的伟大运动是如何把我们引向如此的喧嚣、如此的狂热、如此的沉默和如此糟糕的机制”?[23]依福柯之见,在这一点上,德国现象学的深刻提问与法国学界的激进反思是一致的，从时间上看，不仅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萨特的《恶心》几乎同时出现，而且在构境逻辑线索上，现象学通过卡瓦耶、巴什拉、康吉莱姆对科学史问题式化(problématisation de l’histoire des sciences)的反思也深刻地质疑了科学权力话语的合法性地位。[24]当然,最深刻的还是福柯自己。福柯曾经的青年同事布洛塞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福柯的问题式化过程”。其中，布洛塞将这个问题式化辨识为通过“辨认脆弱的诸多踪迹”，“对一个现实世界的构序或可疑的思维构序进行还原”的技术。[25]
附文五 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从不被统治到奴役的同谋
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