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技术：使我们能够生产、转换或操控物；(2)符号系统技术：使我们能够运用符号、意义、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动；(3)权力技术：它决定个体的行为，并使他们屈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权，也就是使主体对象化；(4)自我技术：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完美不朽的状态。[185]
福柯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他认为这四种权力技术都与某种支配类型相关联，很难独自发生作用。他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人们可以发现“操控物与支配权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一种技术与统治的关系，第二种技术曾经是福柯自已关注的对象，比如在《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中，而他自已现在更关注的是后两种权力技术，即“支配的技术和自我技术”，甚至，福柯眼中的过去的整个历史，“就是关于支配权及自我的认知所编成的历史”[186]。其实，这已经是福柯晚期思想的思考焦点。
真理是个坏东西
与资产阶级学术传统中那种以标识正确认识为旗帜的真理观不同，福柯视真理为权力的帮凶—既然认知就是权力，那认知中正确的真理就会是权力支配中的核心骨架。比较通俗的解释为:认知和权力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认知越多，权力越大—因为认知提供了话语孰是孰非的真理标准。这又是一则耸人听闻的断言，从中我们不难听出尼采言说的回声。为什么?福柯答道:资产阶级社会建构起一套自己的真理制度和一系列不停歇地作为真理起作用的各种话语的一般政策(politique générale),并将其“用于区分真假话语的机制和裁决机构(lesmécanismes et lesinstances),用于确认真假言说(énoncés vrais ou faux)的方式;用于获得真理的技术和程序”[187]。如果说,在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没有对错的信仰——神学话语支持了现实中的“不讲理”的宗法等级,而在推翻了神学统治的布尔乔亚世界中，启蒙之后的自由一民主生存则拥戴了正确认知的科学真理。在一定的意义上，在这个新型的社会存在中，真理即合法存在的通行证，而非真的谬误就得下地狱。我们不难发现，福柯晚期关于真理话语的批判性思考，很深地关联于他早期对于社会生存中正常与不正常的关系的内省，正常生存的背后恰恰是真理话语。故而，在今天的资产阶级生存中，真理本身就成为一把切割存在与不存在的权力(la véritéest elle-mêmepouvoir)之刃！用德勒兹略显夸张的话来讲，“绝没有一种真理模型不指向某种形式的权力，也绝没有一种知识科学在行动上不展现为或含括某种操作中的权力”[188]。1980年，福柯在为《哲学辞典》撰写的关于自己的“福柯”辞条[189]中，甚至指认“真理游戏”(jeux de vérité)直接进入了存在本身。[190]这当中，深深嵌着晚期海德格尔的本有论思考。对此，福柯有些沉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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