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考古学的，意指：这种批判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structures universelles)，而是设法得出使我们所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d'événementshistoriques)来得到陈述的那些话语。而这种批判之所以是谱系学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它并不会从我们所是的形式(forme)中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那种偶然性(contingence)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的那种可能性(possibilité)。[37]
与资产阶级的启蒙和批判逻辑不同，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研究不再从任何抽象的普世价值悬设(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出发，不再讨论某种先天性认知和道德律令中的“应该”，而是要真正面对作为我们所做、所说而出现的历史事件本身，恰恰要从事件的偶然建构中找出新的可能性。福柯强调说,只有在新的历史批判中，特别是在后一种谱系研究中，我们才可能穿透资产阶级表面公开标榜的“人类普遍利益”的美丽谎言，真正复构资本主义社会中认知和权力发生的“某种独特性出现的条件，这种独特性从众多的决定性因素中产生，但它不是它们的产物，而宁可说是它们的效果”[38]。这里发生的全新构境线索是:不是有A就一定有D，而是D不过是A、B、C等因素构成的独特性的场境效果。由此，一种捕捉资产阶级认知和权力实际功能性布展状况和效用的策略(stratégiques)的总体分析由此生成。福柯专门说：
在谈及考古学、策略和谱系学时，我想到的不是可以从一个引申出另一个的三个连续的层面(niveauxsuccessifs)，而是描述在同一个分析中必然同时出现的三个维度(troisdimensions)。正是由于它们的同时性，这三个维度会让我们重新把握所存在的肯定性，即那些使某种独特性可以被接受的条件。[39]
附文五 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从不被统治到奴役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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