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福柯在1975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不正常的人》(Lesanor-maux，1974—1975)。这个anormaux在法文中也有反常、例外，以及疯子和精神病人的意思。当然，这个主题与他早年从事的疯狂史研究有一定的内在关联。通俗地说，福柯指认了疯子不是天生的、不是生理固化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一事实。这与波伏娃所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观点相近。萨义德曾经说：“自一开始，福柯似乎就把欧洲的社会生活理解成边缘人、罪犯、另类与可接受者、正常人、一般的社会人或同类之间的斗争。”[3]这是对的。谁能裁定一个人的存在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谁有权将这种社会存在中出现的反常判定为疾病?这种切割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权力就成了福柯这一演讲的核心追问之焦点。
在1975年1月8日的演讲中，福柯直接指控,能够判定人的生存之正常和不正常的质性是一种“可以杀人的话语”(discoursquipeuvent tuer)。话语与杀人的直接链接是从这里开始的。相对于《词与物》中面对自然物的构序烙印者和《认知考古学》中作为历史陈述档案被激活后的构式历史的话语实践，这个第三种面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杀戮话语已经在政治哲学的构境中走出去很远了。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这种话语关系着人们的自由与监禁、生存与死亡的裁决,如果某人被它认定为是在不正常地活着，那就如同在存在论上的死去。就是在此构境意义场中，福柯将这种真假二值逻辑构境中的裁决指认为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话语(discoursde vérité)之刀。这是资产阶级新型政治塑形方式的真正缘起。这一点，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资产阶级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构境是相通的。所谓真理话语，即身披科学资格外衣以之言说的权力话语，或者叫“专门由具有资格的人在科学制度内部系统阐述的话语”[4]。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权力话语正大行其道。福柯认为，这个可以杀人的真理话语刀正是支撑整个西方社会司法制度的政治构序的核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权力和医学权力的新型权力，此时他将其命名为“规范化权力”（pouvoirdenormalisation)。normalisation在法文中也有正常化的意思。正常化与福柯这里的思考焦点是相关的，它指打造正常人生活存在的构序过程。处在规范化之外，即是不正常的人。这正是他此讲座的标题。福柯在本讲座32次使用normalisation一词。规范化概念，应该是福柯由老师康吉莱姆所著的《正常与病态》处挪用过来的一个相近医学观念。[5]正是这种以科学话语为构式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作为同性恋者的福柯，深恶痛绝地列举了他自己身受其害的西方社会自17世纪以来对性的规范化技术过程。在他看来，所谓正常的异性恋，亦不过是社会规范化建构出来的，因为它只不过是科学(真理)的文明样态与被划定的人的“自然”属性。这可能有些说过了，因为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大概多数民族的异性恋都是生发于科学技术出现之前，讲得再尖刻一些，异性生殖是发生在生物界生存之中的。福柯说，这种规范化权力所处的位置是超结构的(supra-structurel),往往属于“上层建筑的构序”(l’ordre dela superstructure)。[6]这是福柯对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喻的引用，此处的上层建筑标注了规范化科学话语的政治性本质。
第十二章 布尔乔亚公民社会的新型权力部署
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