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1月15日的演讲中，福柯通过比较西方社会历史中对两种疾病—麻风病(lépreux)与鼠疫病(pestiféré)—的处置方式的不同，来说明这种规范化权力布展的独特质性。在同期《规训与惩罚》关于监视的相关讨论中，福柯也涉及这两种疾病的处置。在中世纪的西方，存在着一种对麻风病人的特定处置方式，即对麻风病的排斥(l'exclusion)。排斥，指的是将麻风病人与社会正常生活隔离开来，患者被驱逐到人群之外的无法接触的黑暗之中。被排斥和驱逐—实际上就被剥夺了正常生存的权利麻风病人甚至可能被宣告为在正常生活中已死亡和消失。通常，已经“死亡”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被转让。福柯指认，对待麻风病的方式是一种消极的隔绝方式。其次，在中世纪结束之后，特别是在17一18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对待同样是流行病的鼠疫的控制方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出现了与排斥相反的容纳的(inclusion)方式。与麻风病人的被排斥和遗弃的方式不同，鼠疫病人成了“细致详尽的分析和精细的分区管理的对象”—这一次，鼠疫病人不再被简单地驱逐和排斥于社会之外，而是以一种检疫隔离分区的精细化治理被监控起来，病人不再处于边缘化的黑暗之中，而就在可见的光亮之中。“他不是要被驱逐，相反是建立、固定、给定他一个位置，指定场所、被分区控制的在场(présences quadrillées)。不是抛弃(rejet)，而是容纳。”[7福柯想说的是,对同类的传染疾病的处置方式中悄然发生的深刻变化，其实也是整个社会政治权力运行方式转换的一个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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