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积极技术。这也是福柯讨论过的问题。福柯指认说，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古典时代中“权力的积极技术(technologies positives de pouvoir)的发明”。福柯在此讨论中近500次使用pouvoir一词，说明权力问题是他在法兰西系列演讲开端就凸显的中心思考点。在他看来，与传统中习惯于打压、奴役人民的消极权力不同，
我们从一种驱逐、排斥、放逐、使边缘化和镇压(réprime)的权力技术，过渡到一种总之是积极的权力(pouvoirpositif)，一种进行制造(fabrique)的权力，一种进行观察的权力，一种获得认知的权力和从其自身的效果出发自我增殖的权力。[11]
此间的积极的权力有两重构境意思：一是指这种权力“不是与无知相联系的，而是相反，与保证认知之构成、投资、积累和增长的整个一系列机制联系在一起”[12]。新型权力的支撑点不再是无知的暴力,而是资产阶级启蒙之后的科学认知。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注释。并且，这种科学认知将是布尔乔亚世界中财富投资、积累和增长的内部机制。科学致富，知识就是赚钱的力量！二是强调积极的权力是一种借由获得知识进而得以实施生产和制造的权力,或者叫“生产和生产的最大化(maximalisation)”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构序的内驱力已经是科学知识:科学就是生产力！所以今天会有“知识经济学”之说。福柯这个积极的权力令人联想到他同期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关于规训权力的生产性的讨论。对此，弗雷泽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如果“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我们也许可以说，前—现代权力的功能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系统配置，而现代权力定位在扩大再生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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