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剖白道，长久以来自己关于疯狂和性的研究都“不是要写一部有关禁止的社会历史，而是要写一部有关真理’的生产的政治历史”。不是说“不”的游戏，而是“为真理献身”的崇高践行。这又是整个传统真理问题构境意向的翻转。因为，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以此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并获得特定的权力。获取“真实的话语”(可是这些话语又在不停地变化)是西方的核心问题之一。有关真实的历史，这还是一块处女地。[193]
也是基于这样的语境，福柯才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理解中针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研究。先前，意识形态总是被当作真理(真实)的反面—“妨碍真实的话语生成的东西”—虚假关系建构的存在幻象而在场的，是谎言的运行机制。比如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观点。福柯驳斥道，意识形态之作为“谎言的运行机制”在场恰是一种假象，因为，资产阶级设定的真理(真实)才是真正的谎言。拉康先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他那里，真实只是一种存在论上的不可能性。[194]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实现其合法统治的真正秘密就在于“真理的生产”和“权力的效应”之同谋。[195]资产阶级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的真理话语。或者依齐泽克的说法，真理即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对此，霍奈特曾经将福柯的“科学支配”观与阿多诺做过一个比较，在他看来，“福柯不是从一个对自然的工具性支配所确定的相关框架，而是从一个由社会斗争的策略性要求所确定的相关框架中推导出科学认识的那些条件的；使他感兴趣的不是科学经验与自然之间的那种隐秘的关联，而是科学经验与策略性行为之间的那种隐秘的关联”[196]。霍奈特的这个评论是不够精准的。因为，在早先的《词与物》中，青年福柯也关注过在古典认识型中科学话语(林奈的分类学)对大写自然史的构序，只是在《规训与惩罚》之后，福柯才将谱系学的构境焦点集中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策略部署背后的技术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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