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主体
1982年,晚期福柯写下《主体与权力》(“Lesujet et le pouvoir”)[197]一文,试图总结自己20年来的全部学术研究脉络。在这篇文章中，福柯说，仔细去想，自己的研究中心既不是权力现象，也不是权力现象发生的现实基础，而是要“生产出一种历史”(produire unehistoire),且其中真正想分析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人的存在被主体化的不同方式(des différents modes de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 dans notre culture)”[198]。换句话说,“我研究的一般主题(lethèmegénéral),不是权力,而是主体”[199]。在上文提及的1980年福柯为《哲学辞典》撰写的“福柯”辞条中，他曾这样谈到自己对主体问题的追问：即“是什么规制了主体，或者说，在何种条件(condition)下主体才得以确立，他必然具有何种身份(statut)，在真实（réel)或想象(l'imaginaire)中他必须占据什么位置(position)，以生成(devenir)一种属于这种或者那种类型知识(connaissance)的合法的主体（sujetlégitime)”[200]。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相对于福柯历来的自述,这里学术构序链中似乎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改变和游移，即从认知、权力到主体。依阿甘本的定位，这里“福柯谈论的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调整，而毋宁说，是知识理论的另一次脱位(dislocazione)，一次对整个未经探索的领域开放的脱位。正是这个与生命政治(bioplolitica)相巧合的领域，有可能为福柯提供“区别于知识和权力的第三个轴心’”[201]。我判断，凸显主体问题在谱系研究线索中的重要地位，这是福柯晚年对自己早前的思想努力的一次重新定位。根据本书的构境线索，我没有将这一问题列入自己这里的重点思考对象。原因是，我并不赞同福柯的这种逆袭。
导言:让福柯自己说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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