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觉得，如果放到一个更深的思想构境层中去看，福柯此处这个历史性说明是一种双重反讽:一是直接针对马克思将社会结构界划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做法，因为这可能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发生的特定历史现象，将这一社会结构普适化本身就是反历史的。对这一点，我必须为马克思辩护。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结构的那个著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其实只是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设性说明，将“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喻转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本身只是斯大林教科书体系过度诠释后产生的严重错误。二是福柯自己思想构境中存在悖结。前文中我们已看到，他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口口声声反对历史研究中的连续性总体观，特别是反对将社会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一封建社会一资本主义社会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线性模式,可是到了这里，他自己却又沿这种线性历史逻辑来说明社会权力的历史性生成。在我的感觉中，此时的福柯之思正在发生一种逐渐的改变：他越是接近历史现实，就越会无意识地重返真实的马克思。当然，他准确地抛弃了前苏东斯大林教条主义解释框架中的虚假马克思，回到历史的马克思的语境。这一点，在此后的多次演讲中，我们可以越来越强烈地感知到。
其实，福柯想指认的是，从奴隶社会到资产阶级的行政君主制，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权力支配点的历史性转移，即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向生存根基的下移。能感觉得到，福柯这个思路针对的正是传统解释语境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上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甚至福柯也觉得自己是在批评马克思，因为后者没能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这种政治权力支配落点的质性改变。根据福柯此时的看法，自18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的统治方式中就已经出现了全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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