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发生在18世纪和古典时期，也就是说，建立了某种权力，它相对于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相对于事先存在的社会系统，它所扮演的不是控制和再生产(de contrôle et de reproduction)的角色，而是相反，它在此扮演的是一个积极的角色。通过“以规范化为目的的规训”系统，通过“规训—规范化(discipline-normalisation)”系统，18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权力，它实际上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n’est pas répressif, mais productif)。[34]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再生产”，这几乎都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概念，这是福柯回到马克思的外部话语标识。应该注意，此处的“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是一个重要的质性切割。因为这里的生产性指的不是具象的塑形和制作，而是一种权力在积极的存在肯定和创造性中发挥的异样布展。依福柯的观点，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打倒了封建专制，还在于它对整个社会制度的重新组织和构序，其中，规训一规范化就是其新的权力技术发明的主要构成部分。福柯宣称，从18世纪开始逐渐发明出来的新权力技术也是一种权力机制的新经济学(nouvelleéconomiedesmécanismes depouvoir):这是“一套程序,同时也是一整套分析，使人们可以增加权力的效果，降低权力运转的成本并把权力的运用整合到生产机制之中”[35]。在此讲座中，福柯共计50余次使用économie一词，足以说明他正再一次靠近政治经济学。我们已经说过，阿甘本对这一范式的经济—安济的多义解读。[36]
在后来那场题为“领土、安全与人口”的演讲中，福柯曾再度回归到规训一规范化的主题上来。在那里，福柯明确指认了规训的四个特点：一是“分析和分解个人、地点、时间、举止、行动和操作”，通过分解为可构序的要素，对对象进行观察和修正；二是在要素的分类之上寻求最有效的行为塑形方式；三是建立最优化的顺序和相互协调的构式方式;四是建构长期训练和控制的程序。[37]这四点，都是我们在《规训与惩罚》中遭遇过的思境。福柯进一步说，规训的规范化进程，就是要划分出正常的人(normal)和不正常的人(anormal)。
第十二章 布尔乔亚公民社会的新型权力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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