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福柯还说：首先，他关于主体问题的研究工作就是分析“将人的存在(êtres humains)变成主体的三种对象化方式(trois modes d'objectivation)”:
第一种是质询模式。它们试图将科学地位赋予自己。比如，在普通语法、语文学(philologie)和语言学中，将说话的主体(sujet parlant)对象化；再或者，在第二种模式中，在财富和经济分析中，将生产主体(sujetproductif)、劳动主体对象化；又或者，第三个例子，在自然史或者生物学中，将活着的存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事实(seul fait d’être en vie)对象化。[202]
很显然，这是福柯对自己在《词与物》一书中对资产阶级近代以来不同认识型断裂和转换研究的一种新的解释：言说主体的对象化、生产一劳动主体的对象化，以及活的存在(生命主体)的对象化。这里发生的重要支援背景的改变是福柯对科学认识论与结构主义构境阴影的逃离，这里的“它们”恰恰是当时福柯刻意抹去的主体，而现在，似乎主体恢复了自己的真容，它从认识型的外部客观结构性回到了自身。不过，从当时福柯对《词与物》的构境定位来看，那时他的确更关注被结构主义瓦解了的“主体”(个人主体之外起隐性支配作用的认识型)对事物的暴力构序(英译本的那个TheOrderofThings)，主体(现代性的人)的出场，则是在悲苦的“沙滩之脸”的伪境中现身的。我不能理解，这是不是福柯自已生命中最后一刻的颠倒性内省或构境边界之混乱？我们不得而知。我得承认，自己之所以没有涉及福柯最后关于主体一伦理构境层，也出于担心走入某种理论迷乱。
其次，福柯指认自己研究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主体对象化中的“区隔实践”(pratiques divisantes)。区隔，是指主体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既界定自我，也与他人区隔开来的实践活动。福柯用的例子是，“疯子与正常人、病人与健康者、罪犯和乖孩子’(gentilgarçon)”[203]。这三组例证分别一一对应他的三本书：《古典时代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区隔，也是布尔迪厄重点讨论过的社会学问题，但福柯这里对“区隔”的使用显然主要是指看不见的生命政治区隔。其实，按我的理解，《规训与惩罚》中讨论的生产实践区隔与前面的疯狂史与医学中的话语区隔有太大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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