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使用频次均为零。
首先，依福柯的理解，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并不排斥规训权力，而是包容原先的规训权力技术的，这两种权力技术处于支配生命存在的不同的等级层次中。这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断裂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重叠发生作用。其次，与原来的规训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整体，不再只是“针对肉体，而是针对活着的人”[1]。肉体，是人的现成的实体存在;活着的人则是指人怎样存在的生命活动和具体场境生活。可以感觉得到，福柯自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重大发现。
规训试图支配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分解为个体，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且可能被惩罚的个体。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masseglobale)，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2]
规训权力将人分解成可直接监控的对象，从肉体上塑形和监控，而生命权力则是在更大的尺度上支配整体的生命(人口)，由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了不同于规训“肉体的政治解剖学”的全新的“人类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3]福柯在此讲座中18次使用 biopolitique一词。此词同样是在此突现的，以前的所有文本中它的使用频次皆为零。应该说，资产阶级的现代生命政治学是福柯极为重要的政治学断言，或者说，生命政治学是福柯发现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全新构式方式。在《性史》第一卷(1976年12月出版)的最后一章里，福柯首次在文本中提出了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的观点。[4]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左翼激进批判中的政治哲学话语(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和阿甘本等)多半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就此，阿甘本这样提及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米歇尔·福柯致力于研究性的历史并揭示在其中起作用的权力的布展，他开始日益坚决地把自己的探索转向他所谓的生命政治—逐渐地把人的自然生命纳入权力的机制和算计
第十三章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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