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5]
福柯说，正是在资产阶级新建构的生命政治学中，才第一次出现了一种被重新建构起来的新的社会实体，即不是个人一肉体的人口(population)。“生命政治学与人口相关，人口作为政治问题”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对此，埃斯波西多[6]曾经解释道：“生命权力的特点在于整个政治、法律、经济领域都为人口的数量增长、重量提高而运作，故只关注其生物性：生命成为治理要务，治理全部的意义就是管理生命。”[7]当然，此处这个人口概念显然不是传统社会学或经济学中那种简单的人在统计学上的数量范畴，而是一个全新的被重新构境的政治学概念，即在人类生命整体存在意义上的政治治理对象。福柯说，新的权力控制不再是肉体之规训，而是“对生命，对作为类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并在他们身上保证一种调节(régularisation),而不是规训”[8]。福柯在此讲座中22 次使用régularité及其相关词。依我的理解，这个régularité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以后，福柯用重新构境过的gouvernement(治理)取代了它。依福柯的界划，规训与调节,是资产阶级手中两种不同的权力运作模式。这二者，异质于专制统治中的显性暴力支配，它们的存在方式是隐性寄居于劳作结构和生命延续的细节之中，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可见的软暴力，而这一切恰恰都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在民主、自由和博爱背后故意遮蔽起来的东西。
在福柯看来，与传统封建专制中的阴暗的，总是要置人于死地的强暴权力不同，与资产阶级塑形肉体的规训权力也有差异，作为资产阶级新发明的
针对人口、针对活着的人的生命权力，由于这个权力的新技术，出现了一种连贯的、有学问的权力，它是“制定活着”(fairevivre)的权力。君主专制制定死亡，让活着(laissaitvivre)，而现在出现了我所说的调节的权力，它相反，要制定活着，却让死亡(laisser mourir)。[9]
显然，福柯这个思想构境层是比较难进入和理解的。依我的入境估判，福柯通过这段颇为绕口的表述是想指认，与传统专制权力中那种面向死亡的消极而悲惨的生存情境不同，也与机器般运转的规训构序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支配方式中的确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深层改变，即生命权力不再直接面对死亡(甚至很多国家直接取消死刑)和肉体塑形，转而关注让人“怎样”(comment)活着。用资产阶级的话语，就是摆脱专制的黑暗生活，在启蒙的阳光下民主、自由和博爱地活着。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就在这个“开心地活着”的场境层面上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干预和控制，表面看起来，这种干预和控制是为了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实则却是让生命在更深的存在构境层中生不如死。这就是福柯所指认的资产阶级实际操作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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