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这样，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中就出现了相互重叠的两个权力系列：“肉体系列一人体一规训一机关；人口系列一生物学过程一调节机制(mécanismesrégularisateurs)—国家”[10]。规训对象是人的肉体,依托的构序方式往往是生产过程和劳作机关;而生命权力的对象是广义的生命人口，它支配活着的生命过程的构序方式是生物学的调节。依福柯的看法，也是从19世纪开始，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才真正完全占有了人类生命本身:通过规训技术和调节技术两方面的双重游戏(doublejeu)，“它终于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并且，
这个剩余的生命权力(excès du bio-pouvoir)在技术上和政治上给予人这样的可能性以后：不仅仅是安排生命，而是使生命繁殖(proliférer)，制造生命，制造怪物(fabriquer du monstre)，制造(至少)无法控制和具有普遍毁灭性的病毒。[11]
如果放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的这种观点听起来就仿佛是一个巫师的黑色预言，可悲的是，这则预言在21世纪的今天却已然成为现实，克隆和基因技术已经在挫败人类伦理底线的各种实验和发明中制造生命，制造怪物，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病毒。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权力的恶果已经直接显现。我不能不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是异常深刻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超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域，这是我们需要认真省察和深思的。
第十三章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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