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福柯开始了题为“安全、领土与人口”(Sécurité，Territoire，Population，1977—1978)的演讲。上文已经论及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的思想在此讲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深化。在1978年1月11日的演讲中，他说:“生命权力在人类中构成了基本的生物特征(traitsbiologiquesfondamentaux)，这些机制的整体将能够进入一种政治、政治策略(stratégiepolitique)和权力的一般策略(stratégie générale)的内部。”12福柯在此讲座中17次使用stratégie一词。与传统权力实施的方式不同，资产阶级全新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部署方式都是策略性的，它甚至已经不是规训权力中那种时间与空间中的微观肉体操持，转而进入了生命存在本身的无形构序和支配。这里的策略性即是指生命权力的非物性操作、不可见和非直接作用方式，它往往在生命存在的日常微细发生和惯性运转中融化为构式方式本身。所以，生命权力往往是不可反抗的，因为它就是资产阶级世界中的生命存在样式。抗拒它，即是不活。依埃斯波西多的看法，“一旦生命成为政治行为的直接关切，政治就完全进入了免疫(immunitas)模式”[13]。资产阶级构序方式就是生命存在的天然模式，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确证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另一个天然性的重要现实基础。生命政治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免疫模式。由此，它将是无病可入、不可战胜的。这是一种深刻的指认。
福柯精心地界划道，要想进入他所讨论的这种新型生命权力的思想构境，首先就得在方法论上厘清，他所指认的权力“并非一种实体(substance)，一种流体(fluide),也不是什么出自某物(quelquechose)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系列机制和程序的集合(ensemble de mécanismes et de procédures)”[14]。这里的机制和程序的集合，就是在构序和构式场境存在中的权力布展。这是很难进入的一种新的理解构境层，它首先要从传统哲学理解中的实体本体论走向关系存在论，再从关系建构中发现生命存在的突现和场境建构性，最后再从新的生命政治构境层捕捉资产阶级生命权力的无形场境布展。福柯不断发明出来的权力力量线、牧领权力和治安等概念都是在这一新的构境层中建构和生成的。这一点，与我的构序—构式一构境思路倒是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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