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再次指认道,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之中，也就是从多数人们看到经济学进展的地方，他却在政治学意义上发现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在那里，人口已经从传统的被统治的对象转变为资产阶级汲取统治力量的来源人口提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成为国家力量的原动力。所以，在重商主义那里，“人口是财富的来源,是生产力(forceproductive),也是规训的框架(encadrement)”。同时,重商主义也将人口视作法律主体的集合，这主要是在“统治者与臣民的轴线(l'axe du souverain et des sujets)上思考人口问题”[35]。而与此相反,后来的重农主义的人口策略则有较大的调整，他们不再将人口简单地视作主体性的法律一政治概念，而是开始将人口“看作集合(ensemble)的过程,对这些过程的处置(gérer)应该置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naturel)之中,并从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性出发”[36]。这是正确的判断，重农主义开始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纳入到非人为的自然性运转上来。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遭遇过福柯此处论及的自然场境，它实际上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即在社会生活中生成的人的似自然性(quasinaturel)。不难看出，福柯思考重农主义的角度同样是在经济学之外的并且，这一次，他的着眼点是社会权力的支配方式改变。从经济学语境中体悟出哲学方法的变革，从经济学研究中探寻政治统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的科学思路。
那么，福柯所看到的人口的自然性是什么呢？缘何人口不再是可见的法律主体的集合，而变成了不可见的生命权力“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技术一政治对象(d'objet technico-politique)”？这的确是很难进入的思考构境层。为此，福柯指出了两条破解性路径：
第十三章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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