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安全治理中人口作为自然现象的第二种实现方式，是让其本性中的欲望(désir)自由释放出来。与传统社会视欲望为人生大敌不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中，欲望是人基于自然本性的正当的行为动机，而不是神学构境中的魔鬼。我们在卢梭的《忏悔录》中，可以看到这种自利式的欲望的公开在场。在由不同的个人构成的人口中，“欲望，所有个人都因它而动”。并且，整个资产阶级的消费世界都是由欲望的制造而驱动的。故而，“拉动消费”都会成为所有现代性政府的统一口号。资产阶级正是要利用欲望的自然性特点,使其直接进入“权力和统治技术的内部”[39]。与传统的封建专制不同，资产阶级不再压抑人对金钱、权力、名望和性的欲望，反而刺激和鼓励它们的充分释放,而在其自然存在的状态中实现自发调节，从而布展安全权力对人口的治理。福柯指认，这正是整个资产阶级功利主义(utilitariste)哲学的建构基础。在福柯的同页手稿上还有这样一句话：这种“功利主义哲学对于人口治理的作用，如同意识形态对于规训的作用”[40]。这是一个有趣的比较。如果说，意识形态仍然是规训权力的帮凶，而去意识形态化的功利主义则是安全治理的构序支撑。
由此,人口就作为一种自然(本性)现象入序进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的技术权力领域，“第一次,不再把人称为人类’(legenrehumain),而是人种(l’espècehumaine)”[41]。福柯的言下之意,过去,人将自己与一般动物进行差异性类别化以实现区分，而在资本主义全新的人口要素中，人却再一次回到自在状态中的物种的生物圈(biologiquepremière)。即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动物。福柯深刻地指出，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自在)人口相一致的，还包括全新的社会上层存在中的由自然化分布活动和放任发声自发建构起来的“公众”(public):即由“舆论、行为方式、习惯、恐惧、偏见和要求”建构起来的社会实在。公众不是主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在自发建构意义上的自然场境存在—这正是全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秘密。福柯认为，这提供了一个“从物种的生物学本源到通过公众概念所提供的可控制的外形(surface)”,这是一个自在性的全新实在场(champ de réalitésnouvelles)。这个自在的实在场正是资产阶级新的权力技术布展中的另一个对象。福柯在此讲座中仍然84次使用champ一词。
第十三章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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