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福柯也承认，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主体对强加于自身的形形色色的权力压迫进行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这些斗争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反对统治的形式(formesde domination,伦理、社会和宗教的统治);反对将个体和他们的产品分割开来的剥削形式(formesd'exploitation);反对个体自我束缚并因此屈从于他人的行为(这是反对臣属、反对屈从和主体性形式的斗争)”[206]。在福柯看来,反对可见的专制是布尔乔亚上升时的抗争;反对形式平等背后被遮蔽的经济剥削的斗争在19世纪占了上风，那是马克思战斗的岁月;而到了20世纪，他所彰显的反对无形屈从和重新争取主体性的斗争则越来越重要。
晚年小结
1984年,晚年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对自己的思想全程作出了某种概括。福柯说，自己在已完成的全部学术文本中，其实是想“提出三大类问题，即真理(vérité)、权力(pouvoir)和个人品行(conduite individuelle)。这三个经验领域只有彼此关联才能理解,若相互割断便不能理解”[207]。或者换一个表述，即认知、权力和主体。这当中最后一类问题，即所谓的个人品行，亦即上述主体的构式问题，是福柯晚年着重思考的方面。
在另一个场景下，晚年福柯又提到，这三类问题都是通过谱系研究得到解决的，从而谱系研究也就自然形成了三个领域：
第一，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与真理问题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已建构成认知主体；第二，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与权力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己建构为作用于他们的行动主体；第三，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与伦理相关，通过它，我们将自己建构为道德代理人。[208]
回到福柯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