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述中几乎完全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也是按照马克思所开辟的经济—政治构序观念言说的，但福柯就是不提马克思，更没有直接的引文。福柯明确指认，17世纪资产阶级治安权力诞生中最根本性的事件，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城市一市场(ville-marché)成为了一种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模式(modèle de l’intervention étatique sur la vie des hommes)”[31」。福柯在此讲座中73次使用marché及其相关词。此处提及的国家干预生活的模式，指的并不是国家通过某种直接的力量去操控人们的生活，而是指国家发展经济并鼓励人们追逐财富以改善生活，城市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的安居乐业，由此，来促进社会的根本安定。换而言之，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指认。从政治统治转向经济发展间接支配生活，这是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变。
福柯进一步分析道，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会真正对经济生活发生兴趣。资产阶级心知肚明，要想让人们的生活更好一些、令人的生存更舒适一些，那就只有发展经济、积累财富一途,所以，“治安与商品至上(police et primat dela marchandise)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联系(lien fondamental)”[32]。只有当人们不再关注政治而“潜心于某物(à quelque chose qu'il s'adonne)”以维系自己的生命存在，社会才能治安！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高明所在:不谈政治的生命政治。
如果国家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 de l'État)第一次对人类存在和共同存在(l'existence et de la coexistence humaine)的纯粹物质性(matérialité)感兴趣，对交换和流通的纯粹物质性感兴趣；如果国家治理术第一次将生存和舒适一生存(mieux-être)考虑在内，通过城市以及健康、街道、市场、人物、道路等问题来考虑生存和舒适一生存的话，那是因为此时商业(commerce)被思考为增强国家力量的一种主要工具，因此也是旨在增强国家的治安的优先内容。[33]
第十四章 从牧领到治安: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微观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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