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政治权力控制完全不同，以经济活动为中心是资产阶级新的治理术所真正关注的现实落脚点，作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第一次从社会控制的政治情境中走出来，转而对交换与流通的市场机制发生兴趣，国家治安的理想也不再直接是外部政治安定，而是由生活更美好曲线实现的政治治安。恰在人们开始一心追逐自身更舒适的生活与梦想之时，也就是自然性治安得以实现的时刻。这种深嵌入人的生命存在中的治安是现代资产阶级所细心塑形和构序的根本性的生命政治安定。
福柯历史性地指认,率先将这种思考引入到政治权力治理中来的是重农主义。我们能感觉到，福柯总是给予重农主义很高的历史地位。在他笔下，似乎是重农主义第一次开启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世界。福柯的这种态度与通常的经济学学说史视角当然是迥异的。首先，当重农主义把农业生产农业丰收和农民生活得更好当作头等大事的时候,新型的资产阶级生命政治构境中的社会治安就开始了。这是福柯的历史定位。其次，“治安体系的主要工具”是自发性的调节(réglementation),当然也是基于自然性的调节，是“根据事物本身轨迹进行的调节”。[34]福柯在此讲座中近39次使用réglementation一词。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此词的使用语境。其三，人口不再是财富本身，而只是提供了可变劳动力的数量,人也由此成为纳入到治安机器的“自然数据”(donnéenaturelle)。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重农主义发动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贸易，由此诞生了在听任每个人以生存得更舒适为目标而进行的商业和生产活动中的自发调节，一种基于资本主义商品一市场经济活动而自发生成的社会治安调节器。此后，我们还会看到福柯在同一构境线索中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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