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这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福柯也会为自已辩护，因为他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以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实践为基础的。首先，他指出，从18世纪中期开始生成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在国家外部发展起来的法律思想，至少在最初的意愿上，前者并非只是为了反对和限制国家理性，而恰恰是“形成于国家理性为治理技艺所规定的各种目标框架之内”，是以“国家的富有”、“人口和生计之同时的、相应的和适当一致的增长”为目标。[11]与传统的政治统治不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重心从一开始就转向了财富的积累和物的增长，民主式的政治一法律只是这种“国富论”的跟屁虫。这倒是一个新的断言。按福柯这里的逻辑，写下《国富论》的斯密倒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学的真正鼻祖。按这种构境思路，《国富论》就是《道德情操论》，或者前者是后者的内里。
其次，作为政治经济学中出现的第一种理论主体—重农主义，在经济活动的自然性上提出了对专制权力的直接限定:资产阶级全新的政治权力应该是一种无外部限制的权力，无外部抑制力的权力，它除了来自自身的界限外，“没有来自他物的界限”。你看，又是福柯偏爱的重农主义。这个作为外部强力的“他物”就是人为的可见专制权力。福柯认定，这是一种在经济活动中提出的重要政治断言，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新型的自然性的政治权力,才真正终结了“总体的专制”(despotismetotal)[12]。专制,不是在政治领域被送终的，而是在新的布尔乔亚经济活动中被抽去了结构性基石。政治经济学才是国王贵族的真正断头台!这是极为深刻的判断。
其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确立，攸关的并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什么基于“人类本性(naturehumaine)”之中的天赋权利(droits antérieurs)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治理实践的特定产物。福柯提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基于“治理术(gouvemementalité)经过运行所产生的真实效果(effetsréels)”的,决不是所谓的天然存在的人性的超历史的“原初权利”(droits originaires)。[13]资产阶级所谓的天赋权利说,其实是在将自已的私利硬说成每一个人的普遍利益和普适性价值。这是对的。
其四，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而是对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客观“发生的现象、过程和规律性(régularités)”的逻辑映像。[14]这几乎又是马克思的话语。那么,社会治理中的规律性是什么呢?福柯详细地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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