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自由的产生/毁灭关系”并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生活中，也实际发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在我们上面提到的1979年那次演讲中，福柯很具体地讨论过资产阶级生命政治中的治安权力与自由的特殊关系：治安
权力的特殊之处是，一些人多少可以全面地决定其他人的行为，但是从来不会彻底地或强制性地进行。把一个人绑起来鞭打，他承受的只是施加给他的暴力，不是权力。但是如果他被诱使说话，而他宁死也不说，这样他就是被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为，他的自由就受制于权力，他就被治理了。如果一个人能保持自由，不论他的自由多小，权力仍能使他受制于治理(gouvernement)。没有潜在的拒斥和反抗(révolte)，就没有权力。[32]
真是太深刻了。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故意留给人们的自由(拒斥与反抗)正是治安权力部署的机制。
福柯宣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治理的重要技艺，“自由主义每时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并生产自由，当然还伴随着(一整套)约束和制造成本问题(problèmes de coût que pose cette fabrication)”[33]。那么,自由制造的成本是什么呢?福柯的答案是:风险(danger)、控制和干预。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的幻象: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治理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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