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我们先来看看福柯在成名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到底想干什么？对此他自已做了这么一段比较性说明，
在疯狂史[1]中，我考察了一个文化借以能以大规模和笼统的形式确定作为自己的限制的那种差异的(différence)方式，而在这里，我所关心的是去观察一个文化借以能体验物之邻近的方式，它借以能确立起物(choses)与物之间相似关系的图表(tableau)以及物代以必须被考察的构序(l'ordre)的方式。[2]
其实，在本书的副标题中，青年福柯已经明确指认了自己的方法论考古学—是怎样看见那些“未说出之物”的构境范式。据林志明博士的考证，福柯这种探寻沉默不语事物的考古学来自他的受业老师杜梅泽尔。杜梅泽尔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文化史学，他以新颖的“结构主义”方法大大地开拓了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比较宗教学。他致力于分析印欧宗教神话系统的隐性结构的研究，梳理出印—欧各个不同地区共性的思维和观念形态的形式。在这样的研究理路之中，杜梅泽尔提出了对传统宗教文化史学中的“化石”进行“重构”的分析，并指认这是一种与传统的“物件及遗址的考古学”平行的“再现行为的考古学”。[3]在杜梅泽尔那里，还原史实的考古学成了再现行为的情境重构。然而，阿甘本指认出，应该是康德最早提出了在非历史实证考古学中的思想观念史考古问题。[4]
在早一些的疯狂史研究中,青年福柯的考古学研究揭示了社会如何通过一种差异性的方式界划了正常人与被社会故意排除的疯子，通过呈现那条人为的病理学科学话语边界，指证出疯子总是被建构出来的真相;而在这里，他要再现的则是传统哲学家和历史学所看不见的词对物的同一性构序(ordre)方式,其实，这也是福柯眼中资产阶级文化认识型生产的多重世界图景。ordre一词，是福柯此书中的核心关键词，它指的不是一种存在者意义上的被摆置在某处的现成东西，而是功能性地建构有序性的活动。[5]我将其指认为建构一种有序性的构序。[6]福柯在此书中使用ordre(构序或有序)和désordre(无序或祛序)两词共计322处，它们显然是此文本中的重要高频词之一。传统研究多数将福柯这一文本仅仅视作一部关于词与物的理论关系的著作，而从根本上忽略了其存在论意向。还应该说明的是，虽然我很开心地发现福柯文本中存在的构序概念，但他对构序概念的使用与我在重释马克思生产力观点中所提出的实践构序[7]在根基上是不同的。我觉得，青年福柯所指认的这种构序方式既是传统本体论哲学基始本元历史性呈现的真正现实基础，也是全部历史发生的秘密。当然，这种构序方式并不能直观看到,而必须经由他那种透视性的“哲学天目”[8]——考古学(arché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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